以人類學觀點反思蘭嶼到伊瓦坦的「海路」航行計畫

摘要。在本文中，我以從蘭嶼（台灣）到巴斯科（菲律賓）的傳統拼板舟航海計畫「海路」為契機，反思前殖民時期（約250-300年前）台灣達悟族人與菲律賓巴丹群島居民之間曾存在的社會關係。我的討論集中在一系列主題上（例如，村莊內部和村與村之間的戰鬥，同輩之間對社會地位的競爭，憤怒與害怕之間的關係），我認為這些主題是重建巴士群島傳統社會文化生活方式和族群心理學的適當切入點。需要強調的是，對前殖民時期蘭嶼和巴丹群島居民過去生活條件和社會關係的初步分析，必須考慮到時常威脅當地人生存的惡劣天氣條件。我的見解基礎來自於對民族志記錄（主要是西方語言如英語，次要是德語）的仔細閱讀、達悟族的口述傳統、早期歐洲和日本航海者及西班牙傳教士的目擊報告和考古發現。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take the sea voyage in a traditional rowing boat from Lanyu island (Taiwan) to Basco (Philippines) as an occasion to reflect upon the mutual precolonial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once existed between the Tao people in Taiwan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hilippine Batan islands until about 250-300 years ago. My discussion focuses on a range of topics (e.g., intra- and inter-village fighting, competition over social status among pe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er and anxiety) which I believe are suitable entry points for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ociocultural lifestyle(s) and ethnopsychology within the Bashiic island archipelago.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any tentative analysis of past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ecolonial inhabitants of Lanyu and the Batan islands has to consider the sometimes-harsh weather conditions that in regular intervals threatened the survival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My insights are based on a careful reading of the ethnographic record in Western languages (mostly English and to a lesser extend in German), the oral traditions of the Tao, eye-witness accounts of early European and Japanese seafarers and Spanish missionaries, and archeological findings.

「海路—南島語族航海案之造舟與紀錄片攝製」計畫由台灣紀錄片導演林建享主持，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活動，這些活動彼此都有連結。核心思想是建造一艘大型的傳統達悟拼板舟（cinedkeran），從蘭嶼划到伊瓦坦島。建造過程和航行本身都會被拍攝成紀錄片，旨在吸引廣泛大眾。此外，臺灣官員和菲律賓巴丹群島省政府之間有協商，希望促進兩國之間的交通航線（例如，高雄至巴斯科的直飛航班；夏季月份蘭嶼至巴斯科的渡輪航線）。

此次活動參與的有幾個不同的群體：建造拼板舟的達悟耆老、划船船員、來自各個村莊協助的達悟族人、臺灣紀錄片製片團隊及還無可預測的影片觀眾、伊瓦坦和巴丹群島的當地居民，以及臺灣和菲律賓的政府官員等。可以進一步假設，這些人對這個計畫的本質有不同的觀點和意見，但會是像在建造大船的漁人村族人告訴我那樣，是關於「重新與久別朋友的聯繫」嗎？還是會如在今年9月巴斯科的一次會議中一些政府官員所說的，是關於兩地之間的旅遊業發展呢？從紀錄片團隊的角度來看，至關重要的是創造一個能夠迎合觀眾的故事。

當然，這些不同的立場和利益關係都是合理及可以理解的。然而在項目仍在進行中時，反思一些問題是值得的。在我看來，重要的是在計畫仍在進行中時，收集口述和書面的知識，了解當時島嶼之間的貿易關係（大約在250-300年前）和蘭嶼和伊瓦坦島嶼之間確切的關係。這是必要的，因為即使只是模糊地被記憶，過去的經驗始終是塑造現在和未來關係的重要因素。

在達悟社會中，人們通常不談論「壞事」（marahet so vazey），以保護自己和他人不受到不好的影響。我相信不談論「壞事」，對在一個小村莊中強迫共存的敵對群體之間是重新建立和平的好策略。然而，儘管這種集體的「遺忘」（jiozayan；topikabobwa；naziboan）有其好處，但對生活的負面事情進行壓抑，會導致過去的痛苦和世代間的創傷無法被表達，隱藏在許多達悟族人的內心「深處」（onowned）。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編寫前殖民時期的歷史尤其困難。

我以一位德國社會和文化人類學家的身份撰寫此篇「人類學反思」。我曾在2010-2011年間於蘭嶼進行一整年的田調，此後多次重訪該島（Röttger-Rössler et al. 2015；Funk 2014, 2022）。我自知我的觀點受到西方科學思維的影響，其中一些概念對臺灣人來說是陌生的。但重要的是，我絕不相信我的觀點是唯一「真實正確的」。切換不同的觀點或世界觀，並認真對待它們，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透過自己的觀察以及對蘭嶼和伊瓦坦群島民族誌記錄的仔細閱讀，將一系列主題並置。這將使我能夠回答以下兩個我認為對蘭嶼到伊瓦坦航行計畫實施和結果至關重要的問題：

• 今日達悟族人與巴坦群島居民之間的關係該如何被定義？

• 有哪些關於從蘭嶼到伊瓦坦航行的敘事可以在此計畫中被使用推廣？

我主要關注於英文文獻，因為我認為在臺灣和蘭嶼這方面的知識只是片段性的。蘭嶼-伊瓦坦區域的研究至今由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在交流研究知識過程，語言障礙至今仍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為了獲取有關蘭嶼和伊瓦坦群島民族誌記錄的概覽，研究人員需要掌握當地語言（Ciriciring no tao；Ivatan；Itbayaten）、日語、中文、西班牙語、英語、德語和法語，這似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許多文本並無法免費取得，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來獲得相關信息，這也進一步地讓情況變得複雜。加上來自菲律賓出版商有關伊瓦坦群島的英語出版物，在歐洲幾乎難以獲得，因此，我這篇文章的見解還只是初步調查的結果。

蘭嶼歷史上的「好時光」與「壞時光」

Siaman Rapongan（2003）描述蘭嶼前殖民時期生活為「原始富裕社會」，但這只說對了一半。由於蘭嶼時而惡劣的天氣條件，該島經常受到定期旱災的困擾。在過去，隨著旱災的持續時間，有時可能造成嚴重的食物短缺，甚至發生饑荒，導致人們餓死。因此，我們必須區分正常的生活狀態和生活繁榮的狀態，以及危機狀態，即社會秩序的暫時崩解。在這種情況下，來自不同親屬群體的人們爭奪有限的資源，甚至因為生存而偶爾相互殺害（Yu & Dong 1998；Funk 2022）。蘭嶼從未是一個容易生活的地方，這個說法也適用於伊瓦坦群島（Esteban & Valientes 2019）。

村莊內的敵對群體

在過去，甚至今日在某些方面，擁有眾多健全男性成員的親屬群體保護家族的財產和利益免受敵對分子侵害，可以讓親屬團體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在過去，蘭嶼村莊內的道德觀是相對的：沒有明確定義的親屬關係，沒有定期的食物交換，人們的關係就屬「陌生人」（kadwan tao），無需以尊重的方式對待彼此。特別是在危機時期，更強大的親屬群體通常透過強行奪取他們的生活資源（例如，食物；田地；柴火）並破壞他們的生計活動（例如，故意中斷濕芋地的供水）來「騷擾」（jyasnesnekan）無關的較弱群體。敵對行為通常只在沒有其他證人在場看見他人受虐待的情況下才發生。受害者必須忍受他們的「壞感覺」（marahet so onowned）並壓抑他們的憤怒（somozi do onowned；字面上為「憤怒深藏於內心」），直到復仇的時刻到來（Funk 2022）。

村內和村間的爭鬥

直到1980年代，蘭嶼島上的親屬群體和村莊之間的衝突都是透過「集體爭鬥」（macililiman）來解決的。重要的是，這些身體上的戰鬥目的不是殺死對手，而是用集體力量威嚇對方，使其中一隊最終精疲力盡並退出戰鬥。爭執的雙方通常在海灘一個事先安排的地方相遇，他們會互相投擲石塊，也會使用棍棒和矛攻擊對手的手臂和腿部。在村內的爭鬥中，人們通常會與親戚站在一起。婦女也參與戰鬥，提供男性可用作投射武器的石塊。通過這種方式，參與戰鬥的人數可能達到幾百人（de Beauclair 1958a；Benedek 1987, 1991）。在發生殺人案時，無論有意圖與否，都會實行血仇：必須殺死兇手或他家族的人報仇。在這種情況下，恢復和平關係是困難的，家庭之間的敵意可能持續很長時間。

同儕群體內的社會化及社會地位競爭

探討達悟兒童的社會化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因為它可以提供線索來說明蘭嶼社會組織的重要特徵是如何在每新一代中被產生。伊瓦坦群島上的社會化可能與目前達悟族的社會化相似，但需要進一步研究來證實這一假設。 在達悟社會中，我們可以識別兩個重要的社會維度：階級式的親屬群體及平等的年齡群體。這兩個群體中的共同和不同之處是相反的：親屬群體的成員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並根據年齡差異進行區分，而同儕則是同齡，並根據社會地位進行區分。由於蘭嶼和伊瓦坦群島之間跨島貿易的主要動機是通過交換有價值的物品來提升社會地位（我將在下文進一步解釋），因此本文我將集中關注於同儕之間的社會化。根據我自己的研究（Funk 2022），描述每一輩份群體內的社會秩序是如何被進行協商的，以及社會地位如何隨著一生的過程而演變。

當達悟兒童約3歲半時，他們會開始與同儕互動並與他們一起在村莊及其附近地區遊蕩。通常，年幼的兒童忙於和彼此玩耍，以至於只有在晚餐或下大雨時才會回家。只要兒童不參與危險活動或毀損他人的財產，成年人通常不會干預兒童的事務。從台灣漢民族或西方中產階級父母的角度來看，達悟兒童同儕群體中對待彼此的行為相當粗魯，因為孩童們經常互相「欺負」（jyasnesnekan）並爭奪社會地位。在每個同儕群體中，通常會有一位“強者”充當領導者，指揮較弱且稍年輕的兒童。領導者的朋友在地位層次中居次，然後是處於中間位置的兒童，最後是來自邊緣化親屬群體地位較低的兒童。如果孩童有柔弱的表現跡象（例如，哭泣或出於無社會可接受的原因無故發怒），或違反社會規範（例如，不願意與群體分享玩具），往往整個群體會轉而對他們進行攻擊，通常是透過嘲笑他們並進一步「激怒」（pasozi）他們。當其他人有能夠利用的情況時，也會有欺負的狀況發生：例如，如果兒童獨自上廁所，同儕可能會鎖上門，或者如果有無人看管的鞋子，有人可能會把它們扔到難以觸及的屋頂上。透過這些實踐，達悟兒童學會時刻保持警覺，而且儘量不能軟弱或犯錯誤，否則他們的生活將變得痛苦。

當兒童長大成為成年人時，爭奪社會地位的鬥爭持續繼續，但表現形式略加成熟。一個人相對於同齡人的社會地位取決於他累積「財富」（meynakem）方面的「個人能力」（moyat），這種財富以食物、豬、山羊、黃金，現今還包括錢、一座大型現代化房屋、汽車和一艘船的形式存在。社會地位不是根據個人評估，而是始終在家族層面進行。因此，一個女人需要一位勤奮的丈夫才能獲得良好的社會地位，反之亦然。社會地位最終來自於一個人社交網絡的規模，即與之進行定期食物交換的家戶數量。總之，一個家庭生產的食物可以轉換為社會地位，這本身就是身家安全的保證。

不同村莊之間爭奪地位

我已經指出，在達悟社會中，社會地位至關重要。在這一部分，我將處理不同村莊親屬群體之間的地位爭奪，正如鮑克蘭de Beauclair（1959a）所記錄的那樣。根據de Beauclair（1959a: 189）的說法，“在過去的時候......，雅美[達悟族]並不滿足於在更多或更少的個人宴會上展示他們的財富，而是舉辦了財富競賽，machi vai-vait [原作者拼音]。某些親屬或個人會互相挑戰展示財富，透過比較他們的物件確定一方的優越性。” 參與這些村際競賽的各方在村莊之間的邊界相遇或乘船互訪。他們比較他們生產食物的質量（例如，他們豬的肥瘦程度；他們芋頭的長度）以及他們工藝的質量（例如，他們衣服的精緻度；他們金箔的厚度和純度）。輸掉的一方通常會被贏家嘲笑，然後悄悄退出比賽。 De Beauclair（1959a:190）還指出，競爭對手 “一起吃飯，但每個人都吃自己的食物，因為在競賽期間接受對手的食物是禁忌makaniu [原作者拼音]。” 由於在達悟社會中不分享食物和「不互相交談」（jimaciciriciring）是「敵意」（ikavosoyan）的表達，似乎存在「集體爭鬥」（macililiman）和macivaivait之間的聯繫，只是前者是實質的，而後者是象徵性的。傳統房屋和船舶落成儀式中，主人向來自不同村莊的賓客展示他的財富，某種程度上與macivaivait相似，因為在這兩種場合中，群體的社會地位以一種儀式化形式呈現。現代的例子是在蘭嶼舉行的村際體育比賽，其中各村的隊伍互相競爭（例如，划拼板舟比賽）。

憤怒與害怕之間的關係

無論是親屬群體之間的對抗、集體戰鬥、兒童同儕群體中的欺凌，還是村莊之間的競爭，似乎都存在一種共同情感層面狀態的關係組織模式：總是優勢一方的侵略、「兇猛」（masozi）和至高的「能力」（moyat）導致了弱者的失敗。更高的社會地位透過成功展示重要的「憤怒」（somozi）來表現，這反過來引起了劣勢對手「尊重」（kanig）和「害怕」（maniahey）的模糊感受（Funk 2022）。值得注意的是，「憤怒」這個當地術語的含義比英語中更廣泛，它還表示「活力」、「力量」和「果斷」。根據這一概念框架，一個勤奮耕作的人，以生產大量食物的方式，利用他或她的生命能量是在文化上被允許的方式。以此推論，較高地位的「憤怒”與較低地位的「害怕」之間情感聯繫類似於父母與子女之間，或祖先與後代之間的基本關係。達悟兒童順從長者是因為他們「害怕父母」（ikaniahey inapowan）。

伊瓦坦群島的人口過剩、堡壘式定居點和飢荒

至今人們對前殖民時期的伊瓦坦群島了解還不深。有兩位很值得參考的見證者，分別是英國水手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他於1687年訪問了巴丹群島（Dampier 2020 [1697]），以及日本船長次郎兵衛Jirobei，他在1668年漂流長時間後登陸了巴丹群島。此外，還有西班牙傳教士對伊瓦坦群島社會和宗教生活的描述，他們於1686年開始不時訪問伊瓦坦群島（Gonzales 1966；Llorente 1983；Hildago 1996，引用自Bellwood & Dizon 2013），但此紀錄我還尚未有時間閱讀。

Dampier和他的船員首次降落在伊瓦坦，但他們在Vuhus島（一個位於Sabtang西側的島）上度過了大部分時間。當經過Itbayat時，他誤認為這個擁有陡峭懸崖和隱藏在海邊視野之外內陸定居點的島嶼是無人居住的。Dampier寫到，其他三個較大的伊瓦坦群島（伊瓦坦、Sabtang和Vuhus）人口稠密，他訪問時至少有四個位於山頂和山脊上的「大城鎮」。它們都受到「懸崖」的保護，只能通過攀爬梯子到達其梯田層。今天這些曾經的堡壘定居點被稱為idiang，這個詞源於idi（或達悟語中的ili），意思是「定居點」（Valientes 2019）。不幸的是，Dampier除了Vuhus島上的Chuhangen並未提及地點的具體位置。有趣的是，根據Si Malaos 的說法（2023年9月的對話），這正是漁人村祖先在蘭嶼和伊瓦坦之間來往中斷之前，曾與之進行貿易的同一島嶼和定居點。

Dampier告訴我們，伊瓦坦人，就像有關達悟的報告一樣（de Beauclair 1969；Scheerer 1926；Egan 1983），對鐵非常「貪婪」，他們將低質量的金子用作彼此之間的貨幣。他們種植山藥、甘薯，以及南瓜、香蕉和甘蔗，用來製作一種名為basi的酒。Vuhus島上的人們使用水牛皮製作盔甲，這些皮必須從呂宋獲得，伊瓦坦人曾經進行了貿易遠征，因為當時群島上沒有牛或水牛。值得注意的是，水牛皮是西班牙殖民開始1783年前，達悟族與伊瓦坦人進行貿易的有價值物品之一。Dampier對社會和宗教活動的描述除了活埋小偷之外并沒有其他。這種嚴厲的懲罰在de Beauclair（1958b）研究巴丹群島未發表的田野筆記中也有提到。伊瓦坦群島的船隻是由木板、木釘和鐵釘建造的。根據Dampier的說法，其中最大的船可以容納50人。

1668年12月，當日本人在伊瓦坦登陸時，Jirobei船長和他的15名船員被當地人捕獲。在被迫勞動了16個月之後，他們才找到方法逃到另一個村莊，然後返回日本。日本人提到當地人主要種植塊莖植物，飼養豬和山羊，並還有牛、狗，甚至可能還有馬——但Dampier並未提到後者。在伊瓦坦，就像在Vuhus一樣，人們使用牛皮作為盔甲。鐵很稀缺，年老的人在無法工作後被殺死（包括不幸的Jirobei本人）。伊瓦坦人訪問了另一個未指明的島嶼——很可能是呂宋——以換取弓、槍、金和銀。根據Yamada（2007）的資料，Bellwood和Dizon（2013:7）將日本人目睹的伊瓦坦社會描述為「好戰」，這裡我引用他們的話：

[…]日本人描述了一個關於戰爭社會生活，引人注目且相當令人沉思的事件，其中，每個村莊都可能是獨立的，並對其鄰部落表示敵意。當他們在巴丹時，從1669年4月2日到5月10日，馬哈塔村（Mahatao）和Sekina村（今天的Ivana村）之間發生了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有一個相當不可思議的傷亡數字，Mahatao村失去了309人，受傷900人，Ivana村失去了91人，受傷407人。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些數字（它們可能被誇大了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無疑對於這樣一個小島來說是令人驚訝的，這說明了在晚期的先史時期，是伊瓦坦島居住及人口密集度極大的ijang [idiang] 階段。

De Beauclair（1958b）還提到了伊瓦坦群島前殖民時期堡壘式村莊之間的另一場戰爭。被擊敗方的一些倖存者逃到了Sabtang，那裡他們免受了即時的迫害。在2023年9月我們在Itbayat的逗留期間，Lita Horcajo，Siaman Sidongen的妻子，她自己在那個島上出生，告訴我說她的祖先來自伊瓦坦或Sabtang。當我問及他們搬到Itbayat的原因時，她猜測他們一定是為了逃避戰爭。由此可見，在西班牙殖民時期之前，人們有時會逃離並在伊瓦坦群島的其他地方重新安置。

這一論點得到《Ivalino村祖先Simina Vohang的故事》（de Beauclair 1959b；Ivalino村Siaman Poyopoyen於1959年口述；Benedek 1991、2011; Ivalino村Siapen Manabey於1984年3月17日口述）的進一步證實。在這個故事中，一位來自蘭嶼的女子嫁給了伊瓦坦群島的一位男子。這對夫婦居住在男子的故鄉，但不清楚是哪個島，他們有了孩子（根據故事的某些版本，甚至還有孫子女）。當發生嚴重的糧食短缺時，他們意識到如果繼續留在伊瓦坦島上，他們將餓死。因此，他們決定返回蘭嶼尋找食物。在北行的過程中，他們經過了一些由於各種原因而不宜停留的島嶼。最終，他們抵達了蘭嶼，在嘗試了一些其他地點後，他們找到了Ivalino村。故事中有許多其他方面我已省略，因為與我們這裡的內容無關。故事的重要信息是，不僅蘭嶼普遍存在饑荒，而是整個地區的島民們偶爾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島嶼尋找食物。追溯這個故事中傳遞的系譜信息時，可以假設Ivalino村建立於約西元1500年左右（de Beauclair 1956b）。

伊瓦坦群島前殖民時代的分層社會

與蘭嶼不同，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的伊瓦坦群島社群有三個不同的社會地位：1. mangpus，城鎮/村莊的頭目；2. mapalon，城鎮/村莊一個部分的頭目；3. kumaydian，一般的平民。Mangpus和mapalon的家庭屬於伊瓦坦前殖民社會的上層階級，而其餘的人口則屬於下層階級（Beauclair 1958b；Hornedo 1995-1997；引自Valientes 2019）。領袖較高地位的表現為他們擁有的金的數量，在儀式場合以身上的裝飾品展示（Llorente 1983；引自Valientes 2019）。在達悟族中，黃金、白銀和其他珠寶的展示也被視為地位的標誌，這方面似乎存在相似之處。此外，對Vuhus島上船形石碑的考古推測表明（約於1595年），這些紀念碑不僅用於宗教目的，還是高社會地位的指標（Valientes 2019）。可以得出結論，在伊瓦坦前殖民社會中，肯定存在一種高度競爭的氛圍，人們為爭取地位而進行鬥爭，以確保他們的生計。雖然在社會組織和地位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方面，蘭嶼和伊瓦坦群島之間存在共同和差異點，但有理由相信在前殖民時代，這兩個地方的人們共享一個具有重要區域性的普遍文化體系。

與伊瓦坦島居民的貿易關係

在最後一節中，我以蘭嶼的另一個神話故事《Siapen Mitozid的伊瓦坦之行》（de Beauclair 1959b; 由漁人村的Siaman Makaro [Si Torid] 講述；Benedek 1991、2018; 由漁人村的Siapen Manamying於1984年2月12日講述）為參考點，來反思過去達悟與伊瓦坦人之間的貿易關係。這也建立我迄今提到主題之間的聯繫。簡而言之，故事如下：

大約在1662年左右（Kano 1946；引自de Beauclair 1958a），漁人村的英雄Siapen Mitozid與伊瓦坦的Si Vakag成為朋友，後者在體力上是他的匹敵。Si Vakag和他的追隨者多次返回蘭嶼，以金換取山羊、豬和甘蔗（de Beauclair 1959a: 200）。當伊瓦坦人告訴妻子們他們的經歷時，妻子們對達悟族的男人感到好奇，要求見見他們。伊瓦坦人回答說達悟男人很醜，婦女們會嘲笑他們，但由於婦女們堅持他們的願望，伊瓦坦人鼓勵達悟族人再次拜訪伊瓦坦。 這樣說著，80名達悟男子穿上他們的編織外套、傳統服裝和銀手鐲，乘船前往伊瓦坦。他們在夜晚與伊瓦坦的婦女們聚在一起，用手拍打伴隨著唱拍手歌會（mikazyak），這是一種男女一起進行歌唱的音樂形式。為了試試他們的力量，兩島的男人舉行比賽。在第一次拜訪時，他們用一頭牛來比力氣：而伊瓦坦人需要五名男子來制服這頭牛，Siapen Mituzid卻獨自做到了。在第二次拜訪時，Siapen Mitozid把一條鯊魚拉上岸，令伊瓦坦人讚嘆不已。在第三次拜訪時，達悟族人將一株大型香蕉植物（用於製作衣服？）運到了伊瓦坦的村莊，受到婦女們的讚賞。在第四次拜訪時，Siapen Mitozid從山上把竹子搬下來，讓它在風中保持垂直而不搖晃。在第五次拜訪時，伊瓦坦人和達悟族人之間舉辦了摔角比賽。儘管伊瓦坦人贏得了第一場比賽，但第二輪卻被達悟族人贏得。達悟族人在這麼多場合的優越引起了伊瓦坦人的憤怒，他們也對訪客於婦女間的成功感到不滿。因此，他們決定禁止蘭嶼人的進一步拜訪。達悟族人同意，但反過來表明他們也不希望伊瓦坦的訪客。 過了一段時間，Siapen Mitozid在他村莊的另一位男子船上看到一個精美雕刻的「船飾」（morong）。當他準備做一個同樣精美作品在山上工作時，這個男人將它摧毀了。為了報復，Siapen Mitozid摧毀了他對手家中的「屋靈柱」（tomok）——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罪行。兩人之間安排了一場打鬥，由於Siapen Mitozid的兒子沒有皮甲，他決定再次駕船前往伊瓦坦為他取得。他與80名男子一起經過Itbayat島時，當地人警告他們不要繼續前往伊瓦坦，但他們不聽從他們的勸告，也忽略其他不祥的兆頭（例如河流中的黑水）。抵達伊瓦坦時，雙方對如何互動感到不安。達悟族人留在船上，拒絕靠岸。只有當Si Vakag命令伊瓦坦的婦女在海灘上裸舞時，他們才走上岸。他們的船被伊瓦坦人摧毀，在隨後的戰鬥中，Si Vakag和包括Siapen Mitozid在內的一半達悟族人被殺。其餘的40名族人設法藏在山中，偷了一艘船，啟程返回蘭嶼。然而，由於惡劣的天氣條件，只有兩人在旅途中倖存。

（改編和部分引自de Beauclair 1959a：116-121）

在蘭嶼的Siapen Mitozid和伊瓦坦的Si Vakag之間建立了友誼，因為他們在力量和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他們兩人都無法主張對方的優越地位，這使他們成為理想的交換夥伴。然而，他們在伊瓦坦婦女中取得的成功挑戰了他們的和諧交誼。這一有趣的細節需要考慮到蘭嶼存在缺乏女性的背景下，此觀點已經被不同時期的多位作者報告過（de Beauclair 1957；Mabuchi 1956: 17）。當來自蘭嶼的 Siaman Sidongen [Si Mogaz] 在1986年陪同羅馬尼亞出生的文化人類學家和比較文學學者白德澤Desző Benedek到Itbayat時，他前往那裡的一個動機就是尋找一位妻子（Benedek 1991）。由此產生的可能性是，至少有些前往伊瓦坦的達悟男性沒有妻子，因此對與當地伊瓦坦婦女建立聯繫特別感興趣。

達悟男性在前往伊瓦坦時穿上精緻的衣物和手鐲的事實，可以解讀為展示他們社會地位的動機。當達悟和伊瓦坦人在一系列拜訪期間相互比較他們的「力量」（moyat）時，伊瓦坦人對Siapen Mitozid身體力量的最初讚美（他作為達悟群體的代表）逐漸轉化為憤怒，因為不斷被打敗是難以忍受的。解決方法是結束拜訪，以便他們可以避免戰鬥。 達悟社會中的競爭性特徵可以進一步由Siapen Mitozid一個船飾品的爭端事例說明。Siapen Mitozid摧毀他對手房子的tomok這件事本身已經有些過分。他非常主動地去伊瓦坦，甚至忽視了不祥的徵兆。對於達悟的故事聽眾來說已經很明顯，不會有好的結局。

有趣的是，巴丹島的傳教士Francisco de Paula神父在1802年給他在馬尼拉的上司寫的一封信中，討論了一個相似的（或甚至可能是相同的）事件（de Beauclair 1959a）。他寫道：

[...] 很久以前，Diami [雅美]人和巴丹人之間有過交往，但是當來自Diami的tataya [船]來臨時，Vasay [巴丹]人殺死了所有乘客，除了一個倖免，可以帶著tataya離開，經由Itbayat，返回到Diami島。自從這一事件發生後，所有的交往都中斷了。盡管這一事件已經發生很長時間了，但似乎Diami的人還沒有忘記，因為十年還沒有過去，當來自巴丹的一些人到達Diami時，他們的所有物品都被Diami人搶走，其中一個人被Diami人殺死。據說該島人口稠密。

（de Beauclair 1959a: 123-124；信件由Mahatao/ 伊瓦坦的西班牙多明哥神父為作者翻譯）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達悟的神話故事並非完全是虛構的，因為它們包含的元素也被天主教官員報告過。達悟在伊瓦坦群島進行貿易的物品包括金子、用石頭和陶土製成的罐子、牛皮（他們用來製作皮甲 [paged]）、以及其他有高價值的物品，如矛（de Beauclair 1958a、1959a、1969）。這些物品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無法從其他地方獲得，並且它們是象徵高社會地位的寶貴物品。反之，達悟只能向伊瓦坦人提供豬、山羊、小米和甘蔗（用於釀造basi？），因為他們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可以交換的寶貴物品。需要牢記的是，在伊瓦坦群島上只有少量的金礦，伊瓦坦人獲得大部分的金子是透過與呂宋的海上貿易（de Beauclair 1969）。因此，金流幾乎是從南到北的組織，達悟是最後的接收者。由於與臺灣的定期交往，伊瓦坦群島是達悟的唯一貿易選擇（除非外國人到達他們的海岸）。所以我想提出的問題是：是伊瓦坦人對達悟來說是更重要的貿易夥伴，還是達悟對伊瓦坦人來說是比較重要的貿易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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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以前，達悟和伊瓦坦人並没有所謂島嶼性或群島層面上的認同。這些在蘭嶼可以清楚地看到，強烈的村莊認同一直延續至今。在達悟被日本人和後來的台灣人首次分類為原住民族群之前，每個村莊都是一個獨立的單位。伊瓦坦群島也是如此，被17世紀的歐洲和日本航海者描述為好戰的社會。他們作為巴丹島民的新身份是在殖民時期才構建的。

因此直到最近，整個地區的人們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存；他們不僅與村裡的同胞競爭地位，這種競爭也延續到島上和島外的其他村莊成員。與那些未經過通婚成為親戚的外來者關係總是困難而不穩定的。儘管在達悟語中有「朋友」（kagagan）的概念，但友誼的實踐（例如食物交流，共進晚餐，經濟合作）與親戚關係之間的實踐相同。這兩個概念之間的模糊也體現在「朋友會變成親戚」的說法。根據蘭嶼的傳統，定期的交流，至少每年一次，是承認社會關係的必要條件；否則就會消失。

在這些情況下，可以假設過去的島際貿易是一種脆弱且潛在危險的活動，因為在交易夥伴之間關係中的任何干擾都很容易導致溝通的中斷，或者導致對抗甚至戰爭。在Ivalino村的一個故事中，一名來自蘭嶼的女性嫁給了一個來自伊瓦坦的男子。當這位女性和她的孩子生病死亡時，伊瓦坦人派遣了一名報信者告訴其父母有關女兒死亡的消息。伊瓦坦人告訴他們，從現在開始，他們不應該再來伊瓦坦了，而且伊瓦坦人也將放棄他們對蘭嶼的訪問（Beauclair 1958a: 103-104；Yayo村的Siapen Soribush [原為Iwatas村] 的故事）。換句話說，來自蘭嶼的女子和她孩子的過早死亡被解釋成一個不祥的徵兆，這在伊瓦坦人們內部引起了強烈的不確定性，以至於他們決定結束這段關係。

鑑於島嶼往來關係的脆弱性，我們也許可以理解到，每一方主要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有關蘭嶼的一些故事記錄中，偶爾提到達悟「欺騙」（manivet so tao）伊瓦坦人，甚至「偷走」（manako）他們的財物。例如，Tadao Kano提出了《Siapen Mitozid去伊瓦坦之行》的另一個版本，在其中達悟人被描述為狡猾和狡詐的，因為他們用覆蓋有金箔的石頭交換了純金（Kano 1946；引用於de Beauclair 1959a）。

在這兩個社群中，人們爭奪聲望。正是在過去，這種對社會地位的追求激勵了來自蘭嶼的男性駕船前往伊瓦坦交換貴重物品（例如金、牛皮、石罐），以此象征性地表達及表現他們在家族社群中的社會地位。基於這一重要的文化特徵，我認為在年輕的達悟和伊瓦坦人之間建立良好關係的一種方式是透過參與共同的體育活動（例如籃球），這總是帶有競爭的元素。我提到這一點並不是想暗示當地文化不會變化，傳統的生活方式會永遠持續。也許在兩地建立良好未來關係最重要的是，來自蘭嶼和伊瓦坦的人們有機會進行定期的文化交流。通過共度時光並通過「相互學習」（macinanaon）了解他們自身的傳統，他們可能會意識到，他們的文化身份遠不止是屬於各自國家境內的一個邊緣少數民族群體，因為他們都是古老群島文明的後代，在這個文明中，他們設法使用不同的文化方式適應了嚴酷的環境，這是他們都可以仰望的成就。然而，島嶼之間的定期交流取決於蘭嶼和Basco之間尚未建立起來可靠、經濟和便捷的交通服務。

在對以英語撰寫的民族學材料進行仔細閱讀後，關於蘭嶼和伊瓦坦群島的殖民前關係已經闡述清楚，現在我將嘗試回答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我得出的結論是，達悟人和伊瓦坦島民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因為雙方也使用相似的語言，並且有許多共同的文化特徵。然而，用「友誼」或「親屬關係」的說法來表達他們過去的關係是誤導的。儘管從家譜故事和官方記錄中得知，有時兩地人之間有建立過緊密的關係，但這些關係大部分只持續很短的時間，在發生干擾時，很容易就被終止。所以我建議此次蘭嶼到巴斯科的航行，可以用「和平使者」標題來描述或稱謂。透過使用這個標題，可以傳遞積極的信息，同時錯綜複雜的過去也不會被遺忘。在我看來，只有建立在對過去歷史的理解之上，蘭嶼和伊瓦坦群島之間的關係才能夠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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